孤独症已经被越来越多人知晓，但其实人类对孤独症研究的历史算不上悠久。世界上孤独症的1号病例，是一个名叫Donald Gray Triplett的美国密西西比州男孩。他对除了自己之外的人毫无兴致，也不会回应父母对他的关爱。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对周围的人和事物毫不在意。他不能容忍周围的环境发生哪怕微小的变化，家具不能挪动，玩具必须原样归位，任何偏差都会导致他失控。[1]
事实上，他肯定不是第一个患上孤独症的人，只不过从他开始，孤独症才被当成一个独立的疾病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。在Donald5岁时，他的父母带着他去寻求当时美国著名儿童精神科医生Leo Kanner帮助。Leo Kanner医生此前从未见过这种症状，也没有在任何书籍中查阅到相关说明，显然这个孩子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。此后他花了很多时间观察诸多有此类症状的孩子，追踪他们的成长。他意识到，他关注的是一种从未被任何精神病学家或其它学科文献记载的病症。
直到1980年，孤独症才被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写进第三版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，简称为DSM）中。2013年，在第五版DSM中正式提出了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概念。
我国首例被确诊的孤独症患者今年已经52岁，一个半月前，一直照护他的母亲去世了。由于父亲也已过世多年，他被送进了养护机构。从1982年被确诊，这40年的时光里，他始终未能学会融入社会。
被机构收养确实可以衣食无忧，但这就是孤独症患者的最终出路吗？机构是否能够为这些大龄孤独症患者提供正确的帮助和训练？很多大龄孤独症患者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，机构是否能为他们找到适合他们做的事情？是否考虑到他们未来的发展？[2]许多人往往忽视的一个现状：每个孤独症孩子的家庭，都注定要为孩子的康复投入大量金钱和时间。然而，一个普遍而让人心酸的现象是，父母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，孩子却因为找不到专业的康复老师、规范的康复机构，得不到有效康复，成年后生活仍然不能自理，需要由家长照顾，而家长离世后，又变成社会的负担。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，每160名儿童就有1名患泛自闭症障碍。目前，中国还缺乏孤独症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研究，关于我国孤独症的患病率，一个较为公认的数据是0.7到1%，据此可推算出我国0—18岁人群中，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者约有300万人。[3]早诊断、早干预、早治疗是提高孤独症预后效果的唯一途径，公认的干预与治疗手段是教育训练，提升他们的社会能力。在上海贝达医院，家长们像送孩子上学一样，带着孩子前来接受康复训练，这里也更像是一个幼儿园学校，0-16岁前的孤独症儿童是这里主要的服务对象，家长们希望孩子能通过语言治疗、感统训练等方式，帮助孩子顺利融入普通教育系统。
上海贝达医院2003年立院，专攻儿童生长发育及疑难病症，医院以台湾康复理念为基础，以孩子为中心，以专家为核心，致力于儿童康复。定期邀请儿科知名专家坐诊会诊，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。院内环境充满童趣，就医过程规范舒适。我院诊疗范围覆盖广泛，儿童发育障碍、语言发育迟缓、感统失调、注意力不集中、多动症、抽动症、孤独症、小儿肥胖、小儿遗尿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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